Volume 2,Issue 5
边疆、图像与图像志
—— 基于《百苗图》的中国早期图像文化人类学考察
“在18世纪的清代中国（1644~1911），再现不同人群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其中包括涌现出大量的对少数族群系统化的民族志描述。”[1]清代嘉庆年间，时任贵州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他官职虽不显赫，却做了一件名垂青史之事—— 绘制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该书是他在整理典籍的基础上辅以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贵州民族志专著”[2]。《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在其后几百年的流传中，出现了170多种抄本，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百苗图》（图1），或者说“百苗图文化”。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百苗图’是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3]
[1][美]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百苗图>：近代中国早期民族志》，《民族学刊》，汤芸译，彭文斌校，2010年第1期.
[2]杨廷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前言，总序，前言.
[3]宋蜀华.历史民族学的一项奠基性工作——《百苗图研究丛书》总序[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126-127.
[4]马国君,李心雨.清代民族图志整理研究述评及其再思考[J].民族学论丛,2022,(Z1):120-126.
[5][清]李宗昉：《黔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6]J. Edkins: The Miau Tsi Tribes: Their History”（Parts 1 and 2）,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 (July and August,1870),pp:74.
[7]杨廷硕、潘盛之.百苗图抄本汇编[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M].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